武术运动史上的“明成清盛”说

      在中国武术运动史上，有一个普通的说法——“明成清盛”说。亦即武术运动形成于明朝，发展鼎盛于清朝之意。

    明朝以前，中国武术以军阵冲杀格斗技术为主体内容，训练以兵器实用技法为主导，拳术比例所占很少。故只有武术之名之用，而无武术体育之形之体。

    明朝以后，由军旅武术流入民间而形成的民间武术，接受了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逐步渗透，推动了明代武术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出现了练功、单舞和对搏并重的演练方式，形成了功法、格斗、套路相并重的体育运动形式，摆脱了军旅武术只以搏斗为主，排斥套路联系的单一军事目的。武术体育的形成，明代军旅武术家戚继光可谓是开先河者。他在《练兵实纪》中提出了练心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等体育方法，指出“舞、对二事全然不通，与未习者为不知”，“能舞而不知对，能对而不知舞，虽精止作中。” 所谓“舞”即是套路化动作而演练；所谓“对”就是对搏形成的演练，他认为二者缺一不可。戚继光编著的“三十二式”拳术套路，可谓是军旅武术与武术体育剥离的首创。

    标志之二是明代的拳术多样化已经形成。当时不仅少林拳已盛名远播，还出现了独具风格特点的“内家拳”，还有广泛流传的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 ，六步拳，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十二短，猴拳等。此外还有远远超出《十八般兵器》之多的长短、软兵器训练套路，也形成了体育运动的一个独立体系。

    另外，随着上述武术运动形成的出现，各种传统文化开始相继渗入进来。例如明朝万历年间的《易筋经》就是释、道文化中气功导引术和武术功法结合。内家拳的点穴术，就是中国医学经络学说和武术技法的结合，等等。随着文化元素的渗透， 又初步形成了武术的基本理论和武术健身价值、美学价值的基本认识，并使武术运动在文化内涵的推动下沿着体育的发展路线不断成长壮大。

   中国武术运动“明成”说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明朝时期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武术运动家和武术理论家。如短打的“绵张”、“吕红”、“山西刘”；擅长踢法的“山东李半天”、“曹聋子”；擅长打法的“张伯敬”； 擅长拿法的“王鹰爪”、“唐养吾”；擅长跌法的“千跌张”等。武术理论家除戚继光外，还有俞大猷、唐顺之、何良臣、程宗猷等。他们编写的《剑经》、《武编》、《 阵记》、《记效新书》、《耕余剩技》等武术典籍，都对武术体育运动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基础。

    所谓“清盛”之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转化，同时也有民族矛盾的刺激因素而推动了武术运动的发展。

    进入清朝后，增加火器装备已成为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武举制度的废止，彻底完成了军旅武术几乎退出军事领域的全过程。 武术退出军旅的过程，也必然是民间武术不断发展和完成武术体育化的过程。例如在清代新生的拳种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分别以《太极图说》、五行生克、周易理论等中国哲学文化作为理论基础，创造出意境极为高深，技法极为园融的拳术套路，既注重了技击实战的实用价值，又注重了强身健体艺术美观的体育本质。

    尤其是中华民族日衰、外国列强文化、军事的侵入，强烈的刺激了武术运动的急速发展壮大，据山东、河北、河南、京津地区的许多地方史志记载，几乎是“村村寨寨设拳场，男女老幼皆习拳。” 他们各选民族爱国英雄为本门派偶像，设立神坛，后来爆发轰轰烈烈的义和拳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形成的。正是武术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相结合， 使中国武术运动发展步入了中华民族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直到清末民初，许多爱国志士以武术能强身强种、自卫卫国卫口号，提倡国术，许多的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 ，林立神州大地。如上海的精武体育会、天津中华武士会、北京体育研究社、成都四川武士会等武术社团蔓生各大城市、州府、县镇。1923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标志着中华武术运动已步入现代体育运动的竞赛场。